只要稍加留心，你就会发现，同志——这个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称谓，正从一个盛大的政治舞台悄然隐退。

新闻联播里不再有“同志”了，媒体报道里不再有“同志”了，上传下达的公文里，“同志”一词也在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一律是姓名前冠以职位，或者干脆直呼其名。这一度让人很不习惯，同志了很多年，突然没有了“同志”这个后缀，称呼变得很不完整。对领导人直呼其名，既显得唐突，又看不到态度，像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脸，永远看不到风云。但是，若在姓名之后附上“同志”这个称呼，情形就不同了，不管你位居何职，只要是“同志”，就是自家人，连名带姓地称同志，有连名带姓的郑重；不带姓地称同志，有不带姓的亲切。

看战争题材的影片，“同志”这一称呼至今还能沸腾我们的血液。在敌占区，多数同志之间是互不相识的，他们的联络方式严谨、缜密、无懈可击。

美丽的小姐去绸布庄接头，机警的老板上前招呼：

“本店新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绣三色堇旗袍、墨绿提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我要一件圆襟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是影星陈燕燕穿的那种吗？”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在黑暗恐怖的斗争环境里，通过这种严密的联络方式找到自己的同志，就意味着找到了组织，找到了斗争的方向。彼此成为同志，就意味着将从此并肩战斗，意味着为了共同的目标与信念，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自从那个莫名其妙的香港人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之后，“同志”一词逐渐演变为同性恋者的代名词，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和引用。据他本个介绍，“同志”一词取自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差点被他气得笑出来，这都哪儿跟哪儿？好端端玷污了一个神圣的词语，活生生糟蹋了国父的一番美意，中山先生倘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醒过来。

“同志”一词被啼笑皆非地附加了这层含义之后，北京公交首先不干了，旗帜鲜明地与“同志”划清界限，明文规定限制使用“同志” 称呼。年幼乘客统称为“小朋友”，年少乘客统称为“同学”，年轻乘客统称为“先生”、“小姐”，对年长乘客则分别称为“老师傅”、“老先生”，最后才是“老同志”。这个曾经在公交服务用语中一统天下的称谓，仅在年长乘客中尴尬地保留了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同志”一词另一种含义的开辟，另一种人群的加入，使它正越来越远地背离最初的本意，使得这个原本亲切的称呼听起来相当别扭，避之唯恐不及。我无意评判另一些“同志”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此“同志”已非彼“同志”，也实在没有必要混为一谈的，人取我予，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立场。

同志，志同道合的原本是信仰，不在乎个把称呼。

从此，我们可以是同事，是同学，是同乡，是同伴……唯独不再是同志了。